伪同治七年(1868)四月,乌苏里江东南青岛(今阿斯科尔德岛)爆发中国淘金工人反抗沙俄殖民者的迫害和驱逐的武装起义。四月初九日,沙俄派水兵登岛镇压,被早有的起义群众消灭过半。后沙俄又从海参崴调来西伯利亚舰队围攻青岛,起义者被迫转移。撤到大陆后,起义群众不断主动袭击沙俄侵略者,相继烧毁黄岛、石庙子、蛤蟆塘一带俄卡,将守卡俄兵全部消灭。起义者联合苏城等地人民,扩大抗俄武装,队伍迅速扩大至三千人,并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普遍支持和响应,且声称要攻破海参崴,迫使沙俄不得不宣布滨海一带处于战争状态,调动大批军队进行镇压。一个月后,青岛人民抗俄起义失败了,但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并未停止,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对侵略者进行打击、骚扰,使沙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对该地区实现有效的统治。
六月初九日,以清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头衔率使团出访各国的美国前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擅自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即《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也称《浦安臣条约》)。共八条,主要内容为:一、中国于原订贸易章程外,欲与美国商民另开通商、行船之路各事,均得自订章程,但不得违反原约规定。二、清政府得在美国各埠设置领事,美国当照各国例予以优待。三、两国人民在对方国内都不得因宗教不同而受到歧视。四、两国人民前往对方游历、居住。皆照最惠待遇办理。五、两国人民皆可在对方进入大小官学,并受最惠待遇;皆可在对方设立学堂。六、美国“向不赞成”无故干预别国内政,将来办理各种制造事业需外国帮助时,美国自愿襄赞。该条约的签订,为美国扩大掠卖华工,加强对中国的文化、宗教侵略提供了方便。同治八年十月双方在北京交换了条约批准书。
六月二十八日,西捻军败于山东茌平徒骇河,全军覆没。先是,同治五年十二月,西捻军在陕西灞桥十里坡大败清军。进逼西安。清军总兵刘松山率湘军来援。西捻军遂撤离西安,于同治六年二月到达渭北回民起义军活动地区。为粉碎左宗棠坚壁清野战略,冲破清军围堵,西捻军在该年九月间进军陕北。连克安寨、延川、绥德等城。并大败刘松山。杀其部将李祥和。十一月,得东捻军被围消息,西捻军立即东进。十一月二十二日突破清军黄河防线,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同治七年一月直逼北京西南卢沟桥,计划进攻北京以吸引清军主力,解东捻军之围。清廷急命恭亲王奕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事宜,又命钦差大臣左宗棠总统直隶境内各路清军防堵西捻军。西捻军因孤军深入,遭到清军包围。二月二十三日饶阳一战,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等战死,遂渡滹沱河南下。三月二十五日进入山东,后转战于直晋交界一带地区,并一度进逼天津。清廷命左宗棠严防直晋交界,李鸿章严防直鲁交界,又派钦差大臣都兴阿赴天津等处,会同左宗棠、李鸿章进攻西捻军。西捻军寡不敌众,被围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六月二十八日在平南镇一战,西捻军全军覆没,仅梁王张宗禹率十八骑冲出重围,不知所终。至此,坚持十六年,纵横八省的捻军起义最后失败。
八月,中国自制的第一艘木质明轮蒸汽军舰“恬吉号”(后改“惠吉号”)下水。先是,同治六,江南制造局造船厂建成,并修建了一座长一百米的船坞,同时由机器厂和锅炉厂分别制造船用机器和锅炉。“恬吉号”即为该厂以自制的机器和锅炉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建造而成的,该舰长一百八十五尺,宽二十七点二尺,排水量六百吨,马力三百九十二匹,吃水八尺,备炮九门,当“恬吉号”军舰在黄浦江举行下水试舰仪式时,上海全市为之轰动,欢庆我国第一艘明轮蒸汽军舰试航成功。
因西北边疆动荡不安,清政府派左宗棠西征。左宗棠到陕西后,全力镇压回民起义。同治八年(1869)八月,提督刘松山率老湘军从陕北绥德进攻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到吴忠堡,又围金积堡。同治九年,刘松山之侄刘锦棠统率老湘军力攻,十一月十六日,占领金积堡。同治十二年,回军首领马文禄战败降清,随即被处死。白彦虎率部逃往新疆。至此,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左宗棠安定了陕甘地区。当时,新疆成为浩罕、俄、英三国角逐的战场,随时有被瓜分的危险。光绪元年(1875)三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光绪二年(1876)二月,左宗棠任命刘锦棠为前敌统领,率清军分三路入疆。到九月中旬,新疆北路全部收复。清军平定北疆的分裂割据势力后,刘锦棠于第二年(1877)又率军南下。三月十三日,张曜、徐占彪与刘锦棠军一同攻克吐鲁番,清军收复吐鲁番全境,阿古柏自杀。光绪四年(1878)提督董福祥收复和阗。至此,除伊犁外的新疆领土,全部由清军收复。左宗棠西征,既安定陕甘,又使新疆免于沦为殖民地。清廷终于控制住了西北地区的局势。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第一任新疆巡抚是刘锦棠。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生于鸦片战争后的1844年。父亲厚荣、叔父松山,都是湘军中的军官。刘锦棠10岁时,其父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1]丧生。成年后[2]。投入叔父所在的湘军,随同叔父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积勋至州同、巡守道,还获得了“法福灵阿巴图鲁”的荣誉称号。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刘厚荣参加湘军,在岳州(今岳阳)被太平军击毙。从“报其父仇”的目的出发他15岁时投入刘厚荣生前所部。此后随其叔父刘松山转战于江西、安徽、陕西等地,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积功至道员,成为老湘军中后起的年青将领。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陕西。甘肃等地回民相继举行起义。屡败清军。1867年(同治六年),清廷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兵镇压回民起义军。1869年6月,清军兵锋直指甘肃义军的重要基地金积堡。左宗棠以刘松山老湘军为主力。对金积堡地区发起猛烈进攻。由于回民起义军积极防御作战。清军粮运不继。进展缓慢。1870年2月14日,老湘军统领刘松山被义军击毙,清军士气大挫。为了应付危局。左宗棠起用当时任老湘军营务总理的刘锦棠代理统领。并提出了“坚守”与“退屯”两种方案供其选择。刘锦棠审时度势,认为“坚守”、“退屯”均不可取,力主继续进攻。他向左宗棠建议说:“吾军深入乏食,不力战,贼即乘我,灵州旦暮失,大局不可支矣”,“必戳力致死,而后军可全。”这一意见得到了左宗棠的赞同。
因为刘锦堂颇具才气,所以才坐上了新疆总督之位。
刘锦棠以武职出身而担当了新疆疆第一任巡抚,虽然任巡抚的时间不长,但也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从收复新疆到包括新疆建省在内的一切军事活动和善后事宜,都是他一手经办的。这些历史功绩是无法抹煞的。
1869年三月十六日,中俄签订改订俄人陆路通商章程,共二十二条,将原规定运往天津的俄国货物在张家口“酌留十分之二”改为“酌留若干”,允许俄商在蒙古各地任便贸易,一概免税,并不限于“小本营生”。
五月初五日,贵州遵义府居民因不满教会欺压,打毁法国教堂、学堂、医馆等,杀死教士赵司铎,并传知府属,不准再行习教。事发后,八月二十九日,法国公使公淑亚致函总署,要求撤调、审讯贵州巡抚曾璧光。九月初五日,清廷命李鸿章负责查办遵义教案。后因李鸿章忙于镇压回民起义,同治九年(1870)五月,清廷又命成都将军崇实驰赴贵州,与曾璧光一同办理此事。直到十一月二十九日,遵义教案才彻底清结,中国赔银七万两。
九月十九日,中英签订《中英新定条约十六款》、《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及税则十条。主要内容为:开放温州、芜湖为商埠;英国之洋布、大呢、洋绒等进口时正子两税一并完纳,在通商口岸省份,均免重征;英商从中国内地买土货出口,沿途交纳税金,其税额如超过子口半税,超过部分发还英商;英商可雇用中国木船在内河行驶,装运货物;九江关备轮船一艘,拖带鄱阳湖一带的货物;英商修理船只、船坞,物料免税;中国进口鸦片,每百斤增税至五十两,出口生丝,按值百抽五征税等。这一条约因英商反对,英国政府未予批准。
同年初,法国天主教教士韩石贞(plerrehende)、英国内地会教士密道生、卫养生等进入安庆后,以低价强购民房,改为教堂,引起群众不满。五月,湖南反教揭帖传到安太,时值府院考试,安庆府各地文武考生云集一直,情绪激昂。九月间,考场附近贴出揭帖,约期拆毁教堂。九月三十日,英教士密道生、卫养生乘轿往府署,要求查办。群众和考生愤起阻拦,武举王奎甲率众捣毁西右坊、东右坊英法教士住所。密、卫二人避入府署呼救,韩石贞连夜乘船逃往上海。十月初三日,英、法驻华公使阿礼国、罗淑亚共同对清政府进行要挟、恫吓,罗淑亚还与法国水师提督率兵船六艘赴沪。又以四艘赴南京,以两艘经安庆、九江至汉口查办教案。清政府当即命两江总督马新贻等迅速结案。马对罗淑亚的无理要求一一答允;指拨城内官地或仓廒衙署之类为教会堂基;赔偿损失四千元;惩办“肇事首犯”;重申保护教士,申斥护教不力的安庆各级官吏。
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教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谢福音神父也已经与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1830年-1870年)要求总督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不幸打死了知县的仆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6月24日,外**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赏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力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