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狂蜂狂》在签约的时候改成了《段王爷的江湖》，既改了名，也改了“命”。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江湖故事了，它变成了一个关于“八戒”的体系故事。

为什么要戒？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我看见了太多人困在权钱色里出不来。我也看见了太多人，包括我自己，在欲望和原则之间反复拉扯。写作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为了消遣。它是一场修行。我想虚构出一个段王爷，让他去走那些我们不敢走、不想走、走也走不通的路。让他去戒色，戒权，戒钱。让他去经历贪、嗔、痴、慢、疑。让他跌进泥里，再爬起来。

第一卷戒色，第二卷戒权，第三卷戒钱。写到第三卷结束的时候，我本来想就此打住。我对自己说：一个人，只要能戒掉权、钱、色这三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写到后来，我发现不够。因为人心里还有五样东西必须戒掉，那就是佛家所说的贪嗔痴慢疑。于是，有了八卷本的基本框架。

我一九九七年从教育系统转行到乡镇机关工作。在新的单位工作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时段，离开教育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兴趣原来不只是从事教育工作，对别的工作我的热情和积极性依然非常高，一样能做到三个满意——人民满意，自己满意，领导满意。刚到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我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在会议室里做记录，端茶倒水搞卫生，这些事情是我作为新人必须抢着干的事情。一位和我熟稔的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的同志见我在会议室搞卫生，开玩笑说：“以前你在学校当校的时候，是别人为你端茶倒水搞卫生，现在你给别人端茶倒水搞卫生，你有何感想？”我知道他是在和我开玩笑，所以，丝毫没有一点不愉快，笑道：“我这个人，做事不嫌小，当官不嫌大。义务（一屋）不能扫，何以扫天下？”在乡镇工作的三年，是我觉得最开心，最没有压力的三年，我开始在笔记本背面创作两部长篇小说《江山有意剑无情》《血色七杀碑》（手稿）还有一部中篇小说《诗仙狐缘》（整体遗失）。偶尔写点诗词散文和宣传报道之类。三年之后，我调到了县级机关，虽然经常也会加班加点熬夜，但我还是觉得不知疲倦，那时候，开始在地方报刊连载小说《江湖美人》，二零零六年hj，我非常想到政府部门做一些务实性的具体工作，结果，hj的时候，领导让我演讲，然后被选为常委，这五年里，我偶尔创作一点与工作相关的作品之外，几乎没有写什么，但我的工作获得了从中央到省市的认可，再次hj又让我演讲，我本以为自己的优秀与努力会被看见，结果是我想多了。在我演讲之前，另外被通知演讲的同事说，这次演讲，我们去不去都一样的。我劝他说，不去就是自己先放弃了；去了没选上，那也只能说明我们还不够优秀。结果，果然是我们还不够优秀。看着他们一个个登上了各自的列车，而我站在月台上，目送他们远行。那种冷清，不是苦闷，是一种巨大的虚无。你拼了这么多年，努力了那么多年，忽然发现一切好像没有意义。那段时间我过得不很好。晚上回到家，心里空得发慌。我坐下来，慢慢地把段王爷的故事写下去。便是第二卷《潮起潮落》，写段王爷戒权。写他站在权力的巅峰上，忽然发现脚下是空的。写他放下一切，带着一身风霜回到大理。写着写着，把我二十年前华东之行的路线让段王爷再走了一遍，把我当年写的诗让段王爷再写了一遍。写着写着，我把自己写明白了。

原来我不是没有进步。我只是没有走和别人同样的进步的路。我的进步，其实就是没有退步。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生如逆旅，不退即进。

原来每一条路都是有弯的。你以为它是直的，是因为你还没走到弯的地方。到了弯处，你才知道，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些看似的停滞，其实是另一种前进：别人的进步是职务的提高，而我的进步是智慧的提升。

这些年我常用一把折扇，上面写着布袋和尚的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于是乎，我专注于拥抱书本，走进历史，走出现实，继续创作。

二零一六年，又到hj。组织征求我的任职意愿。我填报了一个大家眼里相对清闲的职位——到县政协或者人大机关某个委室保留待遇，尤其是可以当一届的政协委员。我想，这回总可以静下心创作了吧。结果没想到，当我准备退二线的时候，组织反而给了我一个机会——到县人大任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长找我谈完话的时候，我瞬间明白了我的作用：政协委员的梦，又成了泡影。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安排。但我心深深处，心有千千结。任他弱水三千，我心已定。一边认真工作，一边继续创作。两年之后，我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使命，改任专职常委。感谢照顾，感谢支持，我有更多的精力和经历去完成我的创作，先后完成了《月缺月圆》，写段王爷戒嗔。后来又写了《念兹在兹》戒贪、《孰真孰假》戒痴、《载舟覆舟》戒慢。直到退休，写到第八卷《墙里墙外》的时候，我知道，这部书终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