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重新回到崇文馆时，夜色已经彻底降临了。馆中的值吏已经锁了前门，只留侧门供值夜人出入。狄仁杰以大理寺丞的鱼符和调令说明了来意，值吏没有多问便开了侧门领他进去。他没有让值吏陪同，只请他点了一盏灯，便独自走进了馆中存放旧档的西配殿。

借阅登记簿册的存放位置他白天已经看过了，但他要找的东西不在登记册中，而在登记册之外——那些曾经被借出但未归还的书目，在架上留下的空位以及空位周边的旧档痕迹。他走到存放太宗朝起居注抄本的那排书架前，逐卷检视架上的排列顺序，在中段位置找到了那卷《太宗朝册封大典用印录·显庆元年补抄本》被抽走后留下的空位。空位的左侧是一卷《贞观朝仪典总录》，右侧是一卷《太宗朝册封大典用印录·永徽三年补抄本》。他从空位旁边的架格上取下那卷《永徽三年补抄本》，没有翻开书页，而是将封皮翻过来看其背面是否留有印章或押签。封皮背面贴着一张旧签条，签条上写着书名和存馆编号，以及一行小字——"此卷为补抄本，原卷存内廷秘阁，据贞观十七年原稿复录。"

贞观十七年。正是孙文昭在《贞观玉牒节要》中用朱笔圈出的那道废立太子的记录所在的年份。而这卷补抄本的原稿，就封存在内廷秘阁中，他白天未能接触到的那一部分。

狄仁杰将《永徽三年补抄本》放回架上，又查看了一下空位两侧的架格上是否有灰尘被触碰过的痕迹。他注意到空位正下方的第二层架格上，搁着一本较薄的簿册，书脊上没有题签，只是一本素色的纸册。他将那本簿册抽出来翻开，发现是几页未装订的旧档散页，像是有人随手将几份无关紧要的旧记录夹在了架格之间的缝隙中。他没有在意那些散页的内容，但他的目光在翻开第二页时忽然顿住了——那页的借阅登记格式与正式登记簿册完全不同，是手写的简要记录，像是某位值吏或馆员在临时处理外借时随手写下的备忘。备忘中有三行字，第一行写着日期，第二行写着借阅人的姓名，第三行的位置则被人用刀片刮去了一片纸面，刮痕深及纸背，将原本应该写着的书名彻底抹掉了。但借阅人姓名那一栏还清晰可辨——"孙文昭"。刮痕下方的日期栏写着半个月前，正是他在崇文馆借阅登记簿册上最后一次出现的那段时间。有人将那卷补抄本的书名从这张备忘记录上刮去了，但刮的人没有将整张备忘销毁，只刮掉了书名。像是留下了借阅人和日期作为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记录，但隐去了那件事具体指向的内容。

狄仁杰将那页备忘对着灯光倾斜了一个角度，让光线从侧面扫过被刮去的纸面。刮痕下方的纸纤维已经被刀片压平了，但在特定的光线下，原笔迹留下的墨痕渗入纸纤维的残余部分仍然隐约可见。他放下灯盏，从袖中取出一小包细碳粉和一柄软毛刷，轻轻将碳粉洒在被刮去的那片纸面上，然后用毛刷沿着刮痕的方向来回扫了几遍。多余的碳粉被他吹落之后，刮痕处残留的墨痕吸附了细碳粒，在纸面上显出了模糊但可辨认的残迹。

原书名中有四个字残留得相对完整。"太宗与隐太子……"后面还有几个字，被刮得更深，碳粉也无法使其复现。但"太宗与隐太子"这六个字已经足够确认那卷被借走的补抄本的主题——它与玄武门之变的核心人物有关。隐太子是太宗李世民之兄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后追赠的谥号。太宗与隐太子之间那条被刀刮去书名的线索所指向的事件是太宗皇帝亲手翻过却再未公开提及的一段历史。孙文昭在借阅那卷补抄本之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读过了与贞观十七年改立太子相关的记录，他在《贞观玉牒节要》中注下的"玉玺所系非止一朝"与此有关。但那卷补抄本的内容——关于太宗与隐太子的记录——将它所关联的时间段再往前推了二十年，推到了玄武门之变发生的那一年。如果玉玺的"正伪"问题在贞观十七年废立太子的那次大典中就已经被太宗本人知情，那么太宗手中那枚玉玺的来源问题就与玄武门之变时那枚玉玺的流传路径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而那卷被刮去书名的补抄本中记录的，大约就是那段从玄武门之变延续到贞观十七年的"玉玺流转"链条中缺失的一环。

狄仁杰将那页备忘放回原处，没有带走。他将碳粉和毛刷收好，将架格上的散页重新按原样放回，然后熄了灯盏，走出了西配殿。夜色更深了，崇文馆的庭院中只有廊下几盏灯笼的光在地面上投出浅浅的暖色。他沿着廊道走向侧门时没有回头，但他在心里将那行被碳粉吸附出的残迹"太宗与隐太子"牢牢地固定在了那道链条中空缺的位置上，像是将一枚此前一直被握在掌心里的齿轮终于推进了它应在的槽口中。